上世纪80年代初，骨密度仪作为重要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刚问世不久，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拿下了一款精度更高、体积更小的便携式骨密度仪在整个旧金山湾区的代理权。作为革命性的全新产品，它的预期利润是诱人的，只需一个月卖出一台便可应付全家基本开销。拿到货源的第一天，站在家中几十台崭新机器前，夫妻俩幸福地憧憬起未来。然而，这批设计精良、性能优越的新产品却未能将幸福如约带来。由于价格过于高昂，即使克里斯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和诊所，能够接受这款产品的医疗机构寥寥无几。他们宁可选择精度稍逊但价格便宜一半的X光产品，也不愿将高额费用投入在这个新产品。糟糕的销路直接引发生活窘境，最终，几近崩溃的妻子不得不弃家远去。好好的三口之家被这台滞销的先进设备给间接拆散了。
时至今日，便携式骨密度仪依然颇为昂贵，但因骨密度作为衡量健康标准的重要指标早已得到公认，其产品市场已不再是问题。40年前，这个超前大胆的设计却几乎将克里斯推向绝境。设计精密、技术领先的优质产品为何投入市场后举步维艰？近乎矛盾的供需关系将这份设计的问题推到了浪尖。换句话说，克里斯并没有将这批产品成功推进市场交换，使之成为商品。剧中，一名神志恍惚的流浪汉多次将这台机器称为“时光穿梭机”，或许是一个暗示---它应该来自于另一个时间场景。
虽然起因不同，但今天的设计产业与这样的情境看上去何其相似。走过高歌猛进、水草丰沛的时代，设计行业正走在必须同时节衣缩食与精耕细作的时代。一组数据值得品读：过去十年（2012-2021），全国勘察设计企业的数量增加了46.3%，从业人员数量增长了127.6%。与规模扩张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设计行业在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放缓，现金流下降、应收账款增加、回款周期变长，在合同委托、设计推进、款项催收等多个环节已出现停滞、内耗。
而另一方面，因设计对一座城市经济、文化、宣传的特别意义却愈发受到官方重视。以“设计之都”（City of Design）为例：“设计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The UNESCO Creative Cities Network）授予“创意城市”的七类主题之一（文学、音乐、电影、设计、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媒体艺术、美食）。2006年起，目前已有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蒙特利尔、首尔、名古屋、神户、万隆、曼谷、毕尔巴鄂、hth华体会开普敦、底特律、迪拜、伊斯坦布尔、新加坡、都灵等43个城市获“设计之都”称号，其中，深圳（2008）、上海（2010）、北京（2012）、武汉（2017）4座中国城市成功上榜。
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于2004年启动，“旨在加强与已意识到创意是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通过加入该网络，各城市承认它们承诺分享最佳实践，发展促进创意和文化产业的伙伴关系，加强对文化生活的参与，并将文化纳入城市发展规划”。这里有一个定语从句耐人寻味——“已意识到创意是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城市”（cities that have recognized creativity as a strategic fac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regards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不难看出，对全球创意城市的遴选基础，其源头在于“主观意识”到位。同时，作为7类创意之都中唯一对“环境”，尤其是城市物质环境有着深刻改变力的创意门类，“设计”，因其中包含着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理应得到申请城市的实质性重视。
在7个创意类别中，“设计之都”的竞争尤为激烈。除了已上榜的四个中国城市，现阶段已明确表示全力创建“设计之都”的中国城市已超过10个。在追逐这张“国际名片”的同时，对于设计本身的立场、理解、态度便尤为重要。我们已有太多的论述、理论在讨论设计本身。但如何理解设计、欣赏设计、消费设计、提升设计、振兴设计……所有与设计相关联的动作，全和如何对待设计的态度，即基本立场相关。关于设计的立场，需是从理解设计的不同表现形式出发，才能形成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实现真正的将设计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效果。
产品，是设计成为产业的基本表现形态，也是设计成果进入市场的前奏单元。当设计需求超越小型化、个人化基地时，集体性、批量性的聚集状态成为应对市场需求的基本途径，相应规范流程、品质标准也随之配套，成为衡量产品合格与否的基本标尺。在这样的表现形式下，完成机能齐备、符合规范的设计任务成为基本要求。时间与产量的关系直接与效益挂钩。因此，除部分特别需要创意比较的工作场合外，相当部分作为产品的设计的创造性成分会被有意识地控制，因为冒险和尝试意味着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加，因而更倾向于选择成熟可靠的设计。各设计企业不断强化的质量内控标准主要针对作为产品属性的设计，在推向市场之前，必须达到相应标准，杜绝残次品。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产品的设计和将设计实施（制造、建造）而成的产品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仍是设计本身，后者则是因循设计作为蓝图而完成的物品，可能一份设计对应一份物品，也可能一份设计对应数以万计以上的物质产品。此处讨论是前者，即属于设计范畴的产品。
从产品（Product）到商品（Merchandise），其关键是销售行为（merchandising）的成功注入。只有实现产品到商品的转化，才能将设计从产业聚集迈向行业（industry）链条，形成“完整的、同性质的生产、服务或其他经济社会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体的组织结构体系”。换言之，行业的形成标志是“提供同类相互密切替代商品或服务的公司”，其成熟运作和规范管理直接影响一个社会范围内设计质量的基本水准和健康发展。
以建筑设计类别为例，作为商品的设计是实现城市环境提质优化的主力军，占有绝大部分的工作比例，hth华体会成为城市空间与环境品质的基本底色。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也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统一的，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成为商品。价值的存在要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基础，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与其他容易衡量评判使用价值的常规商品而言，设计尤其是建筑设计类的使用价值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它不仅指建筑设计语境下的狭义的“使用”效果即常说的“功能”，还包含空间、形象、风格、技术、运维等一系列融于设计的未来应用特征，均是该设计的使用价值，需要得以综合评价以确立合理的价值，以进一步成为商品交换的基础。但限于设计类别的巨大差异hth华体会，与专柜中陈列的供人购买前自由体验的电子新产品不同，空间环境类设计很难立竿见影地被人完全、透彻地真实感受，要真正“使用”，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实施且代价不菲，这便要求在设计还未付诸实施之前的时段，设计方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传播、场景表述、经济评析等系列能力，委托方（设计购买方）则应当具备准确全面读取信息和与设计层级匹配的支付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挑选并与设计方伴随式地完成优质设计，委托方执行水准的意义重大，过度干涉往往事与愿违。
强调设计成为商品，绝非拉低设计的创意底色，更不是鼓励机械重复甚至千城一面，而是明确设计服务与设计成果的流通属性，也只有它们成功进入市场交换并在知识产权上得到切实保护，设计行业才可能够得以发展。与设计的若干人文魅力及个人色彩并不矛盾的是，正因为设计服务的提供方能够“相互密切替代”，作为成熟及成功商品的设计必须具备相应的高水准，才能够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不通过简单粗暴的最低价标准获取机会。因此，作为商品属性的设计同样需要创新和突破，甚至要求更高。在市场峰值下行拐点到来之前，便应对需求趋势进行提前布局并建立新版图拓展，否则，某类设计被替代或被完全抛弃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以设计的商品属性为基础，规范市场、契约精神、商务环境、诚信氛围、评价机制……是保障或孕育优秀设计（设计者、设计行业）的重要土壤。
知识，即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这个定义含蓄但明确地表达了设计作为知识的前提必须包含时间维度的检验。并非所有设计都可能成为知识，经历时间长河的流淌冲刷真正通过研究存留下来的，可作为交流记载、传授学习的那一部分才是。“成为知识”，作为设计从个案服务到可记载、可传播、可教授的基本通道，也成为设计可能成为学科、专业的前提条件和具体建设内容，也即是与设计教育紧密关联。作为知识的设计，其基本生成路径是“研究”。此处的研究，意指设计中重要的科学成分（这是广义的科学研究概念，并非狭义的自然科学）。
正如我们将intellectual译为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设计中的“知识”一词，便不单指Knowledge，也指Intellect，包含着融入设计中的思想、思辨成分。同时，由于知识生产与科学研究关系密切，拉丁语中“知识”一词（scientia）便是“Science”（科学）一词的起源。理解知识来源，就是理解设计作为知识属性的第一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认为并“不存在终极的知识源泉……观察、推理甚至直觉和想象的最重要功能，是帮助我们批判考察那些大胆的猜想，我们凭借这些猜想探索未知hth华体会。”波普尔在剖析知识源泉的同时道出了知识诞生之基本途径——批判与探索。
无论哪个领域、哪个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既有知识的质疑与修订，离不开对新问题的客观求真和反复探究。“对一个问题的每一种解决都引出新的未解决的问题；原初的问题越是深刻，它的解决越是大胆。”问题是设计创新的起点，也是知识更新的基础。问题的质量决定了成果的质量。可能没有哪一种定义可以完美精确地表述设计如何成为知识，但至少可以明确五层共识涵义：1.设计实践是知识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知识还有其他的来源渠道，但归根结底是从个体到集体、从短期到长期的实践；2.作为知识的设计首先是面对问题和目标的发现、探索的过程；3.作为知识的设计包含探求设计与世界的联系规律的过程；4.作为知识的设计必须具有创造性，但不是设计中每一项动作都须具有创造性；5.作为知识的设计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迭代性和发展性，既然是知识，就有可能被替代。
“推动了19世纪英国设计、经济和教育领域的革新和发展”的亨利·科尔（Henry Cole, 1808-1882），曾在1852年一次演讲中无不欣赏地提到法国将设计视为共有知识与财富，“法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位于巴黎的艺术与工艺学院(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etiers)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学院内藏有的12,000多份机械制图和20,000多项发明创造，在任何时段都向公众开放，并允许免费复印和描摹。”作为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主要策划人，亨利·科尔深谙设计作为知识的巨大价值。
2022年12月，斯图加特大学Achim Menges教授因其在数字建筑规划方法和机器人建造领域的杰出研究被授予德国最高科技奖2023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奖，成为历史上第一次获此殊荣的建筑师。Menges教授开创了一种创新的、可持续的建筑方法，使得未来能够以更少的材料实现更快与更高质量的建造，为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性建筑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其实建筑与数学的关联由来已久，例如早在17世纪，英国确立的科学重要领域完全与数学家的职业一致，其中包括天文学/占星术、航海术、制图学、测绘学、建筑学、弹道学、水力学。
设计中的情感（Empathy）从不该缺席，它本应成为设计成果中的天然组成部分。我们常说，设计应“以人为本”，那么“人”的内涵应是什么，成为讨论设计伦理和情感付出的基本问题。此时，要分析西方和中国对于“人”的定义差别。西方，以存在主义者的视角下，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而中国人则认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这种倾向，是将西方文化中的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掉，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仁者，人也”的共情理解（孙隆基，2015）。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因此，此处使用“empathy”一词强调设计者与设计对象的共鸣、共情，只有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投入设计，才可能实现真正融入情感的设计。
单独将作为情感的设计列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随着设计本身的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部分设计的情感属性开始模糊。资金与价格容易衡量有形的物质内容，而对注入其中的无形思想或是情感却难以度量。“性价比”当道的商业规则下让情感的表达与融入容易变得苍白和困难；另一方面，部分设计本身并不单一强调技术上的绝对先进性，也不执拗于设计者本身的兴趣好恶，而把设计的立场与评价放置于问题纾解、社会伦理、感情共鸣的层面，尤其是在面对不同致因的困难群体，以设计为手段使之获取更理想的使用体验，便成为设计的情感属性中的重要实现路径，其典型实例如大量针对低收入群体、生理困难群体而进行的设计，以及在旧城复杂困难地段不以增量与营利为第一目的的设计。
当一个设计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远大于设计本身提供的功用，对更为宽广的空间脉络带来了有效的正向反应，换言之，通过超越设计本身使用价值的感知、传播而获得全新价值，这样的设计便可称为对更大环境、更大范畴的一种激发。此处的激发（Stimulation），换个词为“催化剂”（catalyst），也即是在城市发展中更多使用的“触媒”，此类实例常有显现，如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以及更为明显的悉尼歌剧院。虽然毕尔巴鄂效应不应只归功于博物馆，但一座别致差异的博物馆却实实在在的将一座衰退的城市活力率先激发出来。在互联网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样的激发逐演变为更为简单、直接、可量化的“网红”与“流量”。通过成为网红，带动更大的流量关注，以促成更为活跃的经济活动。以“网红”为表现的设计激发，本身是符合经济规律和当代时尚文化规律的，而对待设计本身却需要更多思考这样的激发是烟火般的短暂绚烂，还是厚植根基的持续绽放，不仅是设计本身的问题，也是选拔设计、评判设计的问题。
有一类设计，并非为解决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需求，也没有相对充足的先例参照，而是通过设计行为触探某一类目标的现实可能。作为探索的设计是人类探索性、好奇心的具体表现，需要有相当广博厚重的基础知识和技术原则，更需要明晰的目标和坚韧的探索精神。作为探索的设计是阶段性进步的重要表现，每一次探索也是在通向“实现”的路上的脚印。这是设计中最为宝贵甚至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一部分，隐入历史尘烟的大量探索我们其实难得一见，但也正是这样的前赴后继的推进，才有了我们今天可知的这个世界。只要这个世界还在不断前景，设计的探索性就弥足珍贵。这里有个必须看到的现实（也可称之为规律），探索是允许失败的。由于前文已有关于作为知识的设计，此处的探索尤指在开辟新问题领域或提升全新认知及行动能力层面助力的设计研究，只有通过足够的探索迭代，才有可能实现更高层级的设计。简言之，最新的设计产品容易购买，但设计本身实现到这个层级却唯经历各类难关才能晋级。
作为探索的设计的另一层意义，在于遴选设计者时的开拓性和创新胆识。是否有充足的相似业绩已成为大多数建筑设计招标时评判设计者（机构）的重要评分项之一。这样有助于安全、稳妥地选出能够做事的团队，但也可能因对既有业绩的过度强化，可能在设计创新、顶层思维等方面缺乏新意。年轻建筑师团队也难以获得重要机会。稍放远看，现代建筑发展历史上敢于启用经验尚浅的年轻团队却得出佳作的例子并不鲜见，东京国际会议中心、巴黎德芳斯门和蓬皮杜中心都是如此。再放到历史视角，也有值得一提的大胆启用建筑师的故事。
公元523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着手重建位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核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查士丁尼特意选出两位实际经验虽不丰富，却视野宏大、目光长远的建筑师，并告诉他们兴建一座全新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建筑，配得上新到来的黄金时代。新设计摒弃了300年来一直沿用的古典巴西利卡式建筑规范，而是采用了前卫大胆、充满创意的新式设计——世界最大的无支撑式圆形穹顶，但下部的建筑底座却呈方形，屋顶的承重则是分散在彼此连接的一系列半穹顶和穹顶之上。
相似的例子还有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世博会前身）主会场“水晶宫”（Crystal Palace），原本是为展品提供展示的一个场馆，却成了第一届世博会中最成功的作品和展品。园艺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创造了历史。“这一发明创新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成果，很有可能会对北方国家的居住健康或娱乐产生巨大的有利影响。”（亨利•科尔，1852）
文化一词，其意取自“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的“文”，指一切现象或形相。在西方，19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Burnett Taylor）将文化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中西方从两个不同出发点表述的文化意义，最终形成了明显的交集。在广泛关联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集成、共生关系成为人及社会不断进化的基本前提，是设计演变的思维原点，也是吸引或困扰人类不断思考的基础问题。在这个“复杂的整体”中，设计既可能成为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Intangible culture）的一部分。而成为文化的设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其充分的知识属性，即设计首先须成为知识的一部分，成为“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但是，并非所有可能成为知识的设计必将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还需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检验而实现。由于文化本质上与人类自身精神世界密切联系，设计成为文化的实现路径首先是与人文精神的关联，即使这样的精神会在不同的时代得到不同的响应。Philip E. Bishop在《人文精神的冒险》中将在传统中“哺育创造精神”视为文化的孕育途径，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表现的是人类保存和传承集体自我创造的过程。有些传统通过家庭习惯和儿童游戏而非正规地传承下来……传统只通过激发每一代新人的创造性而保存自身。当个体创造或界定新的自我意义时，他们也更新和发展了过去各代人积累的表达和反思。”而此处的“传统”，便是时光沉积后可能被成为文化的东西。
成都曾家包东汉墓出土汉画像石“农作•养老图” ，中国人对美好栖居环境的理解两千年几乎未变 来源：中国画像石全集·第7卷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7类不同的设计表现形态，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他的集合分类，而是在不同的具体场景下凸显了不同的特征的具体表现，这也是本文用“表现形态”而不是类别的原因。其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也有可能交叉和重叠，同时具备2个以上的属性特征。而且，这些表现形态本身也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在面对不同问题、目标和任务时的适应性表现，具有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关系。
将现代意义上的设计从艺术、建造、制造等领域清晰地梳理出来独立门户也不过百年，但即使独立存在，设计仍是链接人文、自然、技术之间的那根线，牵扯着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语言、农业、城市、交通，人类在与这个世界相关联的道路上不断实现了里程碑式的发展，广义上的设计几乎参与了人类文明构建的全程。
作为一类将人文与科技交织的关联学科，今天的设计必须重新审视科技的力量和巨大的价格拉动力。这个时代，在科技的强力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在以难以度量的速度改变着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人类社会从未有过如此矛盾——享受科技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担心原本由“人”占据的岗位会荡然无存。设计行业今天的境遇并非一家特有，整体社会的迭代速度远远大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骑绝尘地向前发展。传统技艺稍不留神就落在最后。1960年，用户花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能购买一个晶体管。2004年，世界上晶体管的制造数量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种植的稻米数量。仅仅6年后，2010年，便可以用一粒米的价钱买到1960年价值今天100万美元的12.5万个晶体管。1984年，购买1gigaflops（每秒10亿次浮点运算）的“雷克超级计算机”付出的资金与一辆优质的私人飞机相当，到1997年，这个价格跌为一辆跑车的价格，再到2013年更已暴跌至25美分，到现在，算力达1万gigaflops的计算机售价也不过几百美元（Byron Reese,2018）。
“开放时代的特征是动态平衡，而不是无限的发展；是平衡，而不是单方面的突进；是保护，而不是无节制的掠夺。”刘易斯·芒福德在上世纪30年代的《技术与文明》一书中提出的忠告，至今依然新鲜有效。设计作为平衡各方利益的有效技术手段，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设计的人文属性可能让其价值历久弥坚，而其技术属性则让设计价格天然挂在了技术迭代的滑轨上。与很多已经消失的岗位相比，值得坚定的是设计必然有一席之地。当然，问题不在于未来还有没有设计，而是设计由谁来做、设计怎么做的问题。不警醒这个问题，有一天可能我们中的相当多数人将突然会无事可做。而因此受到伤害的，绝不会只是设计者个体而已。
1944年，盟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地毯式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建议盟军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梁思成解释道：“若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在梁先生超越民族仇怨的主张下，日本的两座千年古都得以保全。梁思成先生也因此被日本誉为“古都的恩人”（K. Henshall, 2012）。
2010年10月，日本奈良举行“平城迁都1300周年”主庆典活动，梁思成铜像在奈良落成。
“仁者，人也”。那一片穿越千年的设计，跨越仇怨，成了人类共同文明的一部分，即使它们无辜地站立在了敌人的阵营。
（作者简介：褚冬竹，博士、教授，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建筑师，重庆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曾出版《开始设计》《荷兰的密码》《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咫尺山林：建筑学践行与观察》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