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2022年中外数百篇有关新闻创新实践与理念的论文、报告和文章进行系统性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对2022年全球新闻创新现象进行了综合评述。报告从整体上分析了全球新闻业在新闻环境方面的变化、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建构新局和2022年度12种重要的新闻创新行动，以期给中国新闻业的实践者、观察者提供全球视角的参照。

　　这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第三次发布“全球新闻创新报告”。研究团队对2022年中外重要学术期刊、新闻业观察站点发布的论文、报告与分析文章进行系统性文献分析，试图继续从整体上把握全球新闻业在新闻环境方面遭遇的重要变化、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建构新局，以及更为具体的新闻创新行动的指向和策略，并期待能给中国新闻业的实践者、观察者提供一个全球视角的参照。

　　本报告继续使用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reviews）方法对2022年中外新闻创新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团队依据文献来源的可见度与所刊载文献的相关性选定了24个观察来源（见表1），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所收录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和英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所收录的新闻传播学刊物；第二类为中外重要新闻业观察机构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在初步阅读了24个观察来源在2022年发布的相关经验研究、评论和调研报告后，最终确定了与本报告主题相关的532篇文献进行编码。

　　在编码环节，我们继续使用《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提出的分析主框架——“新闻环境—多元行动主体—新闻创新行动”及下设类目（王辰瑶，刘天宇，2022）。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成员在经多轮培训后进行初级文献编码，报告执笔人进行中级和高级编码，并在与前两年的报告进行比较之后，形成以下对2022年全球新闻创新图景的整体性分析。

　　2022年全球新闻环境仍然是“高度动荡”，一方面是迟迟不退场的“新冠疫情”以及令世人震惊的“俄乌冲突”等影响深远的“事件”给全球新闻业制造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技术变革、制度建设的动力未减，公众的新闻使用行为、对新闻的态度越发成为直接影响新闻业的重大变量。数字时代新闻环境的变化仍然动量十足，这说明全球较为集中的新闻创新仍将持续一个阶段。本部分将从新冠疫情对新闻业的影响、技术环境、制度环境、新闻使用与舆论环境等四个方面报告2022年全球新闻环境的整体变化。

　　全球抵抗新冠疫情的斗争已进入第四年。虽然我们已在过去两年的报告中记录了新冠疫情给新闻业带来的种种挑战，但2022年世界各地仍有大量文献探讨新冠疫情对数字新闻业的影响以及各类行动者的应对。

　　对于记者个体而言，他们在大流行期间面临着的是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冲击。2022年，调研机构Muck Rack（2022）对全球2547位记者进行调查，83%的记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在这一年受到了疫情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仅在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11月1日期间至少有1846名记者死于新冠肺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一份针对芬兰、挪威两国记者在大流行期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发现：74%—77%的记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某种形式（如不安全感、孤立感、焦虑、抑郁、疲劳和睡眠困难）的心理困扰（Backholm & Idås， 2022）。因为在大流行中需要直面报道对象与自我的苦痛，记者在社会传播网络中处在一个既脆弱又需负责的位置上（Vobič， 2022）。有些记者通过强调自身正承担着的公共服务职责来进行自我情绪管理（Jukes， Fowler-Watt & Rees， 2022）；还有研究发现，记者们在危机中强化了对建设性新闻的认同，认为建设性新闻有助于解决问题、避免引发恐慌，以及促成社会共识（Antwerpen， Turnbull & Searston， 2022）。

　　对于媒体组织而言，新冠疫情也迫使新闻业加速转型，有学者因此将新冠疫情称为新闻业的“关键事件”（JenKins et al.， 2021）。疫情造成经济下滑，使得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大多数社会职业都遭受财务困扰。除此之外，疫情对新闻业还有一些独特影响：它迫使新闻生产方式不得不发生改变，在相当数量的记者感染或要隔离的情况下，实体空间的新闻编辑部必须转为线上协同工作网络，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新闻业运作方式的感知；疫情造成公众普遍持续的焦虑，虽然新闻消费增加了，但新闻回避现象也在抬头。澳大利亚的地方卫生健康组织甚至公开呼吁居民“减少新闻接触避免过度焦虑”。研究者担心长远来看这类做法可能弱化新闻业的社会功能，导致政府单方面决策，影响民主进程（Mannell & Meese， 2022）；疫情在一些国家中加剧了社会分裂，如皮尤报告称美国两党信众在“美国是否尽可能控制了新冠疫情”等问题上有强烈分歧（Mitchell & Liedke， 2022），美国人对科学家、医生等“专业团体”的信任度已经低于大流行之前的水平（Kennedy， Tyson & Funk， 2022）等。但正如我们在前两年报告中观察到的，全球新闻业在面对新冠危机时的主要基调是积极应对。尽管有诸多困难，新冠疫情的发生还是在总体上强化了社会对高质量专业新闻的需要，如一项针对美国阿肯色州地方新闻网站受众的研究发现，在大流行以来地方公众的新闻阅读行为在激增后虽有回落，但与疫情前相比仍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出现了令媒体欣喜的“受众留存”（audience retention）现象（Kim， Wang & Malthouse， 2022）。

　　2022年，我们所关注的全球新闻创新文献中很少出现技术领域的“新词”，更多是对已有数字技术或技术想象如何改变新闻业的探讨。我们不能断言短期内还会不会再出现如“互联网”、“社交网络”、“算法”、“人工智能”等深刻驱动数字新闻业创新的颠覆式新技术，但眼下，新闻业主要是对已有技术进行甄别、消化和吸收，所以这里把2022年新闻技术环境称为“技术冲击余波的深度震荡”。

　　2021年“元宇宙”成为年度技术热词，2022年这个概念仍然备受全球资本和科技市场关注。虽然高调入局元宇宙领域的Meta公司2022年净利润连续四个季度下降，元宇宙业务已累计亏损94亿美元，但国内外元宇宙商业赛道上的竞争仍然激烈。咨询公司BlueWeave Consulting发布的一项报告称，2021年全球元宇宙市场价值达到407亿美元，预计市场将以40.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28年底规模将达4390亿美元（Blueweave Consulting， 2022）。元宇宙不是单一的数字技术，而是整合了网络通信、扩展现实、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种新技术后可能诞生的全新社会形态。不过在新闻领域，学界和媒体观察者对元宇宙的探讨基本围绕“元宇宙是什么”和“元宇宙可能带来什么”展开，是关于未来数字生活的思想实验。至于新闻本身，有学者提出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可能会挑战传统新闻的真实性基础，带来对新闻的“再定义”（陈昌凤，黄家圣，2022）。的确，元宇宙的特点是“虚实结合”的数字生活空间，如果未来成为人们的主流生活场景，或至少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拓展，那势必会对包括“新闻”在内一切建立在事实性真实基础上的公共知识带来新的挑战。但“虚实之战”到底会在哪些层面发生？目前看来仍然聚焦在前些年已经讨论过的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可能带来的沉浸式真实感与客观线年国内新闻业出现了一些号称元宇宙技术的新闻应用案例，但坦率说，大多是把“数字人”、“AI主播”、“VR新闻”、“沉浸交互访谈”等已有应用改称元宇宙，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一项针对VR新闻使用者的研究显示，相比新闻内容，VR新闻作品中的技术对使用者更具吸引力（李唯嘉，周泉，2022）。这表明，新闻使用者观看VR新闻更多还是源自体验技术的“新奇性”，新闻内容只是“配角”。

　　相较于宏阔斑斓的“元宇宙”概念，具体的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技术给数字新闻生产带来的改变倒是越来越明显了。世界报纸和新闻出版商协会（WAN-IFRA）2022年2月发布报告，超过75%接受调查的新闻高管表示，未来两年中人工智能将对他们的业务产生重要影响（WAN-IFRA， 2022）。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以及自然语言生成（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新闻业更高效地收集、分析、呈现和分发数据。2022年末，OpenAI公司的GPT-3“惊艳亮相”，很多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卓越到可以写诗作曲编程写小说的人工智能助手。当然，这也再次带来了那个老问题的新问法：“记者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二十年来，这个问题曾以“记者会不会被互联网取代”、“记者会不会被公民记者取代”等不同面貌出现过。这一次，答案会有不同吗？我们认为，这本质上取决于数字新闻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批判性思考能力、创造性表达方式、对他人和世界的感受力，创造力可以更好地使用计算力，但计算力却不能代替创造力。

　　数据处理的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另一种明显影响是，它让本就复杂的舆论环境更加混乱。有研究分析了Twitter 平台外交北京冬奥会事件的相关推文，发现其中有近四分之一与冬奥相关的推文都由机器人生产，且倾向于关注冬奥的负面线）。也有研究者考察了Twitter 平台上俄乌冲突的相关推文，发现了社交机器人通过使用标签、部署意见领袖、打造新账号等方式干预、引导网络舆论的现象（赵蓓等，2022）。除了冒充真实用户的机器人，“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也依旧让人担心。有研究表明，如果记者本身缺乏了解的话，深度伪造的视频和脱离语境的合成照片往往会逃过记者的“法眼”（Himma-Kadakas & Ojamets， 2022）。“眼见不为实”，恐怕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数字生活的日常。但这对新闻业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建立在事实性真实基础上的新闻业，有了更多被数字公众需要的理由。

　　（三）制度可能跃升为影响全球新闻业的主要因素，变化总方向是“抑强扶弱”、“去伪存真”

　　制度环境指管理者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对新闻环境作出的制度性设计，以此为多元行动者划定合法新闻行动的边界。与技术环境相比，制度环境的变化具有滞后性，但一旦发力就不容小觑。去年我们已经报告全球新闻制度环境开始“刚硬”起来，国家以“看得见的手”直接介入信息流动的各个环节和各类传播组织，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制度干预的总趋势是：抑制超大型互联网信息科技公司的市场垄断，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数据和隐私，并遏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2022年3月1日，我国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公司在算法名称、算法类别、应用产品、主要用途等方面进行备案公示，平台要标出哪些内容是算法生成的，要提高算法透明度，要经用户主动同意后才能进行算法推荐。9月，我国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对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出规范要求；12月开始施行的新版《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对新闻信息跟帖评论建立先审后发制度等；年末，《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的意见》出台，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机制，提高对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力度。2022年，欧盟通过的《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对被称为“数字看门人”（digital gatekeeper）的超大型网络平台公司做了严格限定。同样，美国也出现了针对推荐算法的新提案。这些规定大都限制了互联网平台媒体在内容推送方面的权力，也可能影响它们利用个性推荐广告盈利的能力，但究竟如何还要看大多数用户自己的选择。不管怎么说，2022年这些管制措施把是否接受算法推荐的选择权还给使用者，意味着各方关注的重点将从技术“可能性”转向对海量数据利用的“合理性”上。此外，如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美国《深度合成工作任务法案》、欧盟《2022年虚假信息强化行为准则》、英国《在线安全法案》等，还明确对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的应用进行了限制，警惕其对信息交往秩序的可能干扰。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提出，也要警惕“看得见的手”对新闻业可能存在的隐性影响。美国尼曼实验室（Nieman Lab）研究员主张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征税，并补贴给严肃新闻的生产者（Benton， 2022），不过也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让政府机构有权力在新闻媒体中挑选赢家和输家，影响媒体的独立性（Grueskin， 2022）。澳大利亚媒体说服议会通过了《新闻媒体议价法》（the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后，谷歌等互联网企业必须向澳大利亚新闻机构支付不菲的内容使用费，后者从中获利已超过1.5亿美元（Grueskin， 2022）。但是据称这个解决方案的受益者只是澳大利亚大型新闻机构，最困难的本地中小新闻媒体仍然“一无所获”。另外，政府在“数据”、“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采取强力介入的行动，虽然可能对制度化新闻业有保护作用，但也引发了对传统新闻自由易受侵犯的担忧。

　　相比于技术和制度因素，新闻生产者感受最直接的是新闻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新闻媒体虽然早就呼吁受众本位、增强与公众的连接，但遗憾的是，在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专业新闻行动者似乎仍迟迟没有理顺与公众的关系。

　　2022年也有不少文献关注了使用者新闻回避的作用机制。多项研究发现，新闻回避行为往往发生于媒体报道的爆发期，是使用者认知因素（信息泛滥带来的过载和疲惫感）和情感因素（试图阻止、减少与新闻相关的负面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Villi et al.， 2022；Toff & Nielsen， 2022）。研究者肯定了新闻回避的合理性，认为这是新闻用户对信息失序、信息过载和舆论极化等结构性问题做出的有意义的抵消行为（常江，李思雪，2022）。但“新闻回避”毕竟让媒体惴惴不安，倘若成为普遍现象将是新闻业不可承受的。有研究曾考察“慢新闻”这一形式是否能够吸引有新闻倦怠的人，并帮助他们克服这种感觉。但实验发现，对原本就有新闻倦怠的人来说，阅读慢新闻会让他们对新闻更加厌倦（Andersen， 2022）。新闻回避可以说是一种系统性问题，很难依靠单一类型的媒体创新策略解决，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困扰着新闻行动者。

　　一方面是新闻媒体的公众信任度堪忧，另一方面是使用者的“新闻回避”，这让2022年的舆论环境变得对新闻业很不友好。北美、拉美、欧洲、非洲等地研究者都提到“数字仇恨”、“民粹主义”等话语兴起，网络上充斥着攻击新闻业的“反媒体话语”（Cheruiyot， 2022；Paasch-Colberg & Strippel， 2022）。报告第四部分我们会看到，因为这种普遍的不友好的环境，2022年不少新闻媒体的创新精力不得不放在回应和处理舆论攻击上。一份对巴西记者的调研发现，遭受网暴的记者个人在身心健康和工作上都深受影响，四分之一的记者被网暴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而网暴发生的社交媒体平台常常对此置之不理（Silva， 2022）。美国记者的处境亦很糟糕，针对记者的网络暴力显著增加，尤其给年轻记者和女性记者带来巨大压力，并产生寒蝉效应。研究者提议要立法禁止妨害新闻工作的行为和言论（Carroll， 2022）。国内也可看到不少对媒体很不友好的舆论事件。一个典型案例是“《新京报》报道刘学州寻亲事件”。网民批评《新京报》的报道《寻亲男孩刘学州生母谈“拉黑”隐情：曾借钱让儿子旅游弥补》只报道了一方说辞，导致刘学州遭遇网暴。但很多网民并不理解媒体采用“连续报道”方式动态呈现新闻和“单篇报道”的区别，使用了很多激烈的言辞批评乃至谩骂媒体。但我们也看到，国内更多的舆论批评是对新闻媒体在一些已经引发很大社会关注事件上的“失语”以及疫情报道中不能与民众“共情”的失望。相比于“不解”，我们认为舆论对体制化新闻机构的“失望”情绪更加需要被认真对待。

　　在前两年的《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中，我们都曾绘制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可视图”，目的是更直观地呈现数字时代新闻行动者的多元形态和交互关系，并认为它们会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改变。因为新闻行动者网络不仅是新闻创新行动的策动场所，也不断被新闻创新行动和新闻环境的变化重塑。

　　（一）“内容型媒体”和“平台型媒体”的合作仍是主流，但要注意两者的力量平衡

　　2022年主要的新闻行动者类型没有什么变化，仍然可分为传统媒体、原生数字媒体，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由政务媒体构成的“内容型媒体”和“平台型媒体”两大类。各类内容型媒体与平台型媒体的互动，无疑是新闻行动者网络内部最核心的关系实践。去年我们在报告中提出，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因为媒介逻辑的强互补性，从总体来说是合作关系。两者的合作机制包括“内容型媒体主动适应平台”、“通过中介组织达成合作”和“融合”这三种类型（王辰瑶，刘天宇，2022）。从2022年的新闻创新文献中可以观察到，这三种机制都很常见，说明“内容型媒体”和“平台型媒体”的合作仍然是主流。但我们也发现，两者合作的尺度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如有研究对TikTok平台上19家新闻媒体和栏目所开办的账号进行考察，发现入驻该平台的媒体账号正在以一种适应TikTok逻辑的全新叙述元素吸引那些远离传统新闻消费的新受众（Vázquez-Herrero， Negreira-Rey & López-García， 2022）。国内抖音等平台上的新闻短视频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背景音乐、特效、凸显戏剧性而忽略事件背景甚至5W要素等过去不会出现在新闻作品中的做法。新闻媒体放弃自己原来的内容定位，转而按照平台偏好来生产内容，不仅显示出社交媒体逻辑与专业规范之间的张力（韩德勋，黄杰，2022），而且带来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过度迎合平台，并不能帮助专业内容媒体胜出，因为这样做恰恰消解了专业媒体的内容价值。

　　数据分析公司、媒体实验室、媒体智库、基金会、非营利新闻研究机构、新闻行业组织等在内容媒体和平台媒体之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内容服务组织”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如有研究者考察了数据分析公司与新闻机构所形成的实践关系，认为它们可以为内容媒体提供舆情监测、用户画像、影响力等数据分析服务，并给内容媒体与平台媒体的关系决策提供依据，hth华体会这类行动被视为“对新闻业的管辖范围进行逐步的‘扩张’”（王斌，温雨昕，2022）。随着这一块业务日益增大，可能成为各类行动者争夺的重要空间。

　　由于内容型媒体和平台型媒体在行动目标、组织逻辑和文化上相差甚远，因此很难学习并复制对方的模式。2022年有欧洲学者提出欧洲新闻媒体可以合作创建一个超级新闻平台，以对抗社交网络平台给新闻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超级新闻平台类似于全欧洲的公共新闻机构，它不仅要实现跨国、跨媒介形式的融合，还要遵循新闻专业媒体的共同价值观，用公共服务使命代替现在商业平台媒体的逐利性（Samnick， 2022）。这个想法很激进，并没有涉及操作层面，但它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专业媒体够大、够好、够强，是否有可能脱离超级平台媒体生存呢？不过，在现实中，平台媒体仍是强势一方。以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为代表的平台公司眼下正引领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嵌入从新闻采集、生产到发布的各个流程，未来平台公司可以凭借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新闻机构工作流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控制针对受众的连接”转向“控制生产和连接的方式”，这将使新闻机构更加依赖平台公司（Simon， 2022）。

　　平台型媒体和内容型媒体虽然文化冲突不断，但仍在“火花四溅”中保持合作。一方面，新闻业离不开平台，一位媒体管理者的话就很有代表性：“我们可能不喜欢它们，但它们对于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和建立我们的数字业务必不可少”（Nielsen & Ganter， 2022）。另一方面，平台型媒体也需要满足用户对新闻内容的使用需求。路透研究所对12个媒体市场进行了多年观察，发现虽然自 2016 年以来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但Facebook平台依旧有30%的用户使用新闻（Newman et al.， 2022）。因此，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的合作还是主旋律，但要演奏好这个主旋律，需要掌握平衡的艺术。从环境层面看，平台媒体继续在技术上扩大优势，而制度因素有意抑制平台并保护内容型媒体；从媒体层面看，保持有多个平台可供选择、养护自己的内容池、内容媒体联合起来与平台媒体“议价”等，也是保持平衡的策略。

　　2022年文献里提及较多的是新闻媒体通过多种模式开展跨组织新闻协作，以及新闻媒体与非媒体行动者之间的协作。在这类协作网络中，传统新闻媒体或遵循专业规范的新兴原生媒体往往是主动的、有引导力的一方，这被称为“媒体主导型协同网络”（徐笛，许芯蕾，陈铭，2022）。研究者在分析“协作何以达成”时发现，开发“协作工具”和简化“协作”的工作流程是至关重要的，包括使用可协作编辑的在线文档工具、共享媒体故事素材库，以及可追踪的发布系统等（Wendland， 2022）。过往研究认为，新闻行动者常怀有合作的意愿，却难以有效展开合作，如安德森在《重建新闻》里专门有一节探讨这种合作创新的失败（C.W.安德森，2022）。说到底，这是因为合作成本大于合作收益。现在行动者开始关注如何开发协作工具和优化协作流程，这都有利于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协作创新的成功率。数字新闻业本质上是超越传统媒体行业的“网络化新闻业”（networked journalism），也即以新闻媒体为中心，将更多行动者连接到新闻性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协作网络中。

　　研究文献显示，中外数字新闻业网络化的方向和方式大有不同，国外媒体主要在生产层面建立“合作做新闻”的工作网络，而国内媒体更多是在组织层面和分发层面进行“深度媒体融合”和建设“全媒体”矩阵。在组织层面，同级别传统媒体的深度融合已经从区县级扩展到地市级。2022年4月，中宣部、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地市级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在全国遴选了60家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单位。据不完全统计hth华体会hth华体会，截至2022年6月，全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启动了建设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探索（新京报传媒研究，2022）。2022年底，浙江正在筹建的“传播大脑”科技公司向全球招聘CTO的消息引起了普遍关注。这是一家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筹建，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四大省属文化国企共同注资成立的“市场机制+国有控股+资本加持”的科技型产业公司，志在成为浙江省媒体技术统一支撑平台和媒体技术统一对外出口（浙江新闻，2022）。这可能代表了媒体深度融合的另一思路，即在由数据、算法、平台等构成的底层技术逻辑上进行整合。2022年浙江省委宣传系统的另一“力作”是推出了“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这种一手抓技术，一手抓舆论的媒体深度融合模式是否会在未来普及推广，值得进一步关注。

　　从2022年文献中析出的案例来看，尽管新型网络原生媒体类型多样，但最重要的生存策略是扎根垂直领域，与最符合自身“调性”的受众建立连接，进而发展利基市场。这也使得在所有的媒体行动者中，原生媒体成为最强调受众关系的一类。相比于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原生媒体没有其他支撑，如果不能获得一定数量受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持续生存下去。但正因为要不断在新闻用户市场上经历残酷的生死淘汰赛，原生媒体也逐渐能够把与特定受众的关系转化成它们的竞争优势。比如巴西人奥利维拉为了填补本地新闻的匮乏，创立了一个叫@recifeordinario的Instagram账号，用口语化风格对当地新闻故事发表有趣的评论。目前该账号已有近140万人关注，几乎占该地区人口的一半，其粉丝数量是当地主要报纸的两倍。@recifeordinario的成功说明建立在“共情”和“理解”基础上的信任对用户市场来说有多么重要（Camarotto， 2022）。而这一点恰恰是传统媒体的短板。

　　原生媒体可能成为传统媒体的伙伴，前提是它们遵循相似的新闻价值规范。比如全球各地都有的“事实核查”网络，往往包括各种类型的原生媒体。它们和专业媒体、传统媒体一起在追求“新闻真实”的信念下开展项目合作。但原生媒体也很有可能成为传统新闻媒体的敌人，不仅因为公众信任和注意力本质上是稀缺资源，原生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竞争性大于合作，还因为很多原生媒体通过“掠食”传统媒体的内容反对传统媒体。如有研究对芬兰五家“反媒体”（countermedia）发表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反对和批评主流媒体的内容本身就来自于已有新闻，但被原生媒体重构后形成符合自身现实感知和新闻框架的新新闻产品，再传递给它们的受众（Toivanen， Nelimarkka & Valaskivi， 2022）。

　　从去年的报告开始，我们明确把“新行动”视为创新的本质，并建立了评述全球新闻创新行动的分类体系，分别指向新闻环境——以生存为目标的调适性创新，指向新闻行动者网络——以争取优势位置为目标的关系性创新和指向新闻本身——以获得公众认可和社会信任为目标的生产性创新。今年我们继续采用这一框架，并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总结了2022年度12种全球新闻创新重要行动。这12种新闻创新行动与前文总结的新闻环境、新闻行动者网络的特点，共同构成我们对2022年全球新闻创新情况的整体性认识（见表2）。

　　前述新闻环境变化从各个方面来说对“地方新闻业”都相当不利。媒体规模小、实力弱、对新技术投入不足、用户市场有限、制度性保护对实力强的大媒体更有利等因素，使得这两年国际新闻研究高度关注的“地方新闻业危机”没有得到缓解。

　　2022年我们第一次看到有研究者计算了重建地方新闻业的经济成本。《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刊文指出，为了让美国地方新闻系统可持续运转下去，需要增加5万名地方新闻记者，按照一个记者平均工资4.9万美元/年计，社会需要的总支出（包括福利）约30亿美元。研究者重新回溯了美国政府资助新闻业的历史，发现美国现在处于历史上政府对地方新闻业支持的低谷期（Waldman， 2022）。该文作者Waldman是全美新闻服务计划“报道美国”（Report for America）的总裁兼联合创始人，他创建了“重建地方新闻联盟”（The Rebuild Local News Coalition），并正在努力推动《地方新闻业可持续发展法案》的通过。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信息流动已经跨地域了，为什么不能放弃地方新闻业？研究者给出的回答是，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空间性的新闻消费习惯依然存在（Örnebring & Rowe， 2022）。一项在新冠流行期间的公众调查也证实，公众想要的关于大流行的新闻和当地媒体在 Facebook 上传播的新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Masullo， Jennings & Stroud， 2022）。在地方新闻业危机背景下，如何真正内嵌到本地多元社区中，被社区居民们信赖和需要，是决定地方新闻媒体生死的关键。

　　如果说新闻管理者的政策规制是对新闻业制度“大环境”的设计，那互联网公司对平台型媒体所作的规则调整则既是在适应“大环境”，又是在给内容型媒体设定“小环境”。有观察发现，“治理内容生态”成为近年来全球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重要战略行动。内容治理的主流是顺应制度环境“抑强扶弱”、“去伪存真”的要求，做出各种具体设定。例如Facebook会给那些没有点击阅读全文就匆忙转发的用户发送警告弹窗，Instagram会为用户提供“limits”设置权限来遏制仇恨言论传播（梁晓健，王健飞，2022）。微博等国内社交媒体也继续在管理部门要求下查封传播网络谣言、违规言论的账号。这些行动是各大平台顺应制度大环境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的努力，但2022年推特却走了一条另类路线年马斯克收购推特事件堪称一场年度大戏，他对平台媒体的看法与其他超级平台经营者有明显不同，对推特以前对用户的言论监管十分不满，号称要在推特上实现真正的。马斯克治下推特的变化还有待继续观察，但从目前看，只能说陷入空前的混乱和麻烦中。

　　随着平台型媒体汇聚的数据越来越多，它们对自己平台上内容的保护也越来越强。像搜索引擎这样过去可以进行全网检索的工具，使用起来越来越鸡肋，原因就是大平台已不再轻易对外开放可被抓取数据的入口。这会导致平台媒体在平台内的封闭性加强，平台媒体之间的异质性加强，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内容型媒体的平台调适策略带来显著影响。

　　3.内容媒体从业者通过“移动化”、“结盟”、“身份认同”等多种策略化解风险，聚合资源，提升自己的文化权威

　　2022年全球内容型媒体采用多种策略确保自己能在动荡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概括起来，这些手段主要侧重于化解外部环境造成的风险和聚合各种优势资源，提升自己的文化和专业权威。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新闻生产不便，新闻媒体和记者普遍采用“移动化”方式应对，如在流动“办公”中保持随时联结（王昀，hth华体会张逸凡，2022），虚拟新闻编辑部兴起（Ndlovu & Sibanda， 2022）。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抱怨，如家庭和工作边界不清、同行间的支持变少、不利于编辑部新闻文化形成等，但经新冠疫情数年磨砺，“无实体新闻编辑部”未来至少会成为一种相当常见的组织形式。面对强势的技术驱动平台媒体、不友好的舆论环境，乃至线下的暴力威胁，新闻媒体和记者常常需要通过“结盟”来加强抗压能力。如南非记者在面对网络批评时更倾向于采用由媒体委员会、媒体监督机构或记者协会等推动的协调一致的回应，只有少数记者采用“不理睬”的被动应对方式（Cheruiyot， 2022）；2022年拉美地区城市暴力事件和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陡升，迫使记者在进入危险地区报道时常要结伴同行，避免孤身前往（Nalvarte， 2022）；西班牙Alayans媒体联盟汇集了15家传统媒体和超过45家数字报纸，并与谷歌共建数据库平台，凭借120万注册用户的第一手数据库，Alayans的数字广告业务已经摆脱了对中介机构的技术依赖（张梦，2022）。新闻协作网络、联合起来与平台媒体议价等，也是内容型媒体在用聚沙成塔的方式形成合力。结盟策略有利于内容媒体的生存，同时能减少内容媒体之间的竞争，在合作创新中加快新的新闻文化形成。

　　总的来说，内容媒体在整个数字媒体生态格局中还是相对弱势的一方，不具备核心数字技术优势，但内容媒体仍有“软实力”优势，能否重建并输出新的新闻文化共识，应该是内容媒体依靠专业化立足的关键。有研究关注了离职后的中国媒体精英如何在反思性实践中重建身份认同的过程（陈立敏，2022），亦有对伊朗新闻记者的角色研究发现，尽管受到政治领域的明显限制，伊朗记者仍然为自己的工作赋予一定程度的专业自主性（Ranji， 2022）。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里，记者角色、新闻功能等新闻文化规范在全球范围内仍保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令人感慨新闻业“软实力”的韧性。但也有一些调适性策略明显是应付和权宜之计，比如面对流量指标的考核，新闻工作者可能会与同行、同事采用流量造假的共谋行为来抵抗绩效考核机制（余沐芩，宋素红，2022；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这样的做法可能也是无奈之举，但会让管理者和从业者都陷入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离新闻业真正的价值越来越远。

　　在全球主流新闻文化中，新闻与广告之间应该有一堵“防火墙”，但现在“这堵墙的漏洞越来越多”（Duffy & Cheng， 2022）。商业推广、软文、广告等混淆于新闻性内容的做法屡见不鲜，这是否会引发公众的不满，进而质疑媒体的公正立场？这当然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担心的问题，但实证研究还不多。

　　1.新闻协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救命文档”等自组织合作和“事实核查”等延续性协作网络的成功案例

　　全球新闻行动者之间跨组织、跨地域的新闻协作在增强，这得益于数字协作工具和协作模式，降低了协作难度。除此之外，协作过程也需要参与者有共享价值观。一些成功案例显示，掌握这些原则就可以增强新闻媒体的连接力。如阿根廷《国家报》的环境数据新闻项目LN Naturaleza能很好地与数据科学和环境领域的专家、数据分析公司以及其他国家媒体组织等展开协作（de-Lima-Santos， 2022）。还有研究对全球155 项跨领域新闻协作项目（cross-field collaboration）进行考察，发现这些协作项目共涉及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1010家组织，其中55% 为新闻媒体，21%是非政府组织，其余的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大学、新闻支持组织、公民技术和艺术组织等（Stonbely & Siemaszko， 2022）。

　　2022年度的文献关注的两类不同的新闻协作案例，显示“协作”这一早已有之的新闻创新策略已成功扩散。一类是危机事件中涌现出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自组织”合作hth华体会，如研究者称之为“节点状动态协同网络”（徐笛，许芯蕾，陈铭，2022）的“救命文档”。它的出现高度自发、需求强烈，而且文件体量极小，依赖平台开发的在线文档工具、社会网络传播和志愿者团队生产。2020年新冠疫情初起时就出现过类似统计需救助信息的“救命文档”，2021年郑州暴雨、2022年末2023年初的疫情高峰中都出现这类信息协作方式。新闻媒体不仅积极报道了这类故事，而且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公民志愿者们把“信息核实”作为“救命文档”的重要工作（杨歆曼，朱娟娟，雷宇，2023）。另一类是以“事实核查”运动为代表的可持续性协作网络的出现。近几年来，“事实核查”这种成本高、专业性强、传播效果尚有争议的新闻创新仍然能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正得益于平台媒体、专业新闻媒体、事实核查原生媒体、高校机构和公民核查员等多方协同机制的优化。Facebook自2016年发起的事实核查计划，至今已与全球范围内80多家独立第三方核查机构建立合作，每当事实核查机构将平台上的一条内容评定为“虚假”时，Facebook会大幅降低其曝光率。事实核查有很多局限性，也不可能单靠这一类新闻创新对抗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但不少建立在价值共识和程序规范基础上的协作网络可以在非营利状态下持续多年，这鼓舞了数字新闻业的未来。国内也出现了事实核查协作网络的雏形，有研究者呼吁建立“全面的事实核查机制”（Wang， Rao & Sun， 2022）。

　　2.媒体对活跃用户、情绪化公众、有新闻回避倾向的受众等发展出不同的管理策略

　　一跨入数字时代，新闻业与公众的关系就被视为难题。新闻职业权威从根本上依赖公众信任，但新闻公众并非铁板一块，新闻业必须发展出对待差异化公众的方法。2022年度的文献显示，新闻行动者对使用者区别对待的差异化关系管理策略已很明显。当媒体面对活跃用户时，通常会通过参与式新闻的方式将其组织到新闻生产活动中来，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是主导者。如有研究考察了澎湃新闻的UGC关系实践，发现澎湃新闻通过使用合作、隔离、让渡等策略完成对UGC的边界工作，一方面积极邀请用户到客户端内进行创作，在可控范围内将故事讲述人和事实守护者的社会角色部分让渡给用户，另一方面又将 UGC 隔离于新闻客户端主界面和硬新闻之外（黄春燕，尹连根，2022）。但是愿意“参与”的公众只是少数，这是参与式新闻创新不得不承认的现实（Jerónimo， Correia & Gradim， 2022）。而且“参与”的成本也要充分考虑，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活跃公众的参与新闻行动经常存在准确性、公平性和可信度问题，管理这样的参与行动会分散编辑部日常新闻活动的注意力（Chung & Nah， 2022）。抛开理想主义色彩，参与式新闻能否成功，其实取决于媒体对这部分活跃公众的管理能力，只有同时让这部分公众和媒体都受益，才能继续下去。否则，媒体宁可减少互动投入，只为那些“默默观看”的大多数使用者服务。

　　容易情绪化的公众最让新闻媒体头疼。关闭评论区等“脱离接触”的办法虽然能让媒体获得一时清净，但终究是被动的，很难过好“公众关”。面对明显的仇恨、歧视和攻击性言论，无论平台媒体还是内容媒体，对采取删除、禁言等强硬手段都没有多少异议。困难在于，对绝大多数普通网民表现出的因为不了解、被误导和偏见产生的种种情绪，媒体该如何应对？沉默，会让隔阂加深；说理，需要很高的技巧，且稍有不慎就会“翻车”。在这样的困境下，媒体从业者可能要增加一条技能要求：“懂得怎么和网民说话”。有研究发现，当新闻媒体采用“高人本主义”（HPC， high-person-centered），即能充分共情批评者感受的回复策略时，对分歧的解决效果更好（Masullo et al.， 2022）。不过显然这种策略不仅需要一定技巧，还要从根本上扭转专业媒体容易对公众流露出来的傲慢和不屑。

　　至于有回避倾向的新闻使用者，其产生原因是容易信息过载的传播结构，因此很难通过媒体提高单一新闻产品的吸引力得到解决。研究证明，“沉浸式新闻”只能让公众一时因技术新奇感而提高关注，“慢新闻”也难以吸引本来就有回避倾向的公众。应对新闻回避，新闻业需要“鼓励更加多元化的数字新闻叙事与沟通样态，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性主义文化体系，通过这种方式与更多的用户建立积极、紧密的情感关联”（常江，李思雪，2022）。

　　3.我国媒体在深度融合转型中发展出多种“新闻+”形式，如何获得公众普遍信任仍是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新闻媒体在深度融合转型过程中提出“新闻+政务、新闻+服务、新闻+商务、新闻+智库、新闻+文创”等多个融合创新方向，在这些“新闻+”行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新闻+政务”。如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截至2022年11月22日，已有超350万件留言通过“领导留言板”得到各地区各部门回复办理（人民网，2022）。针对新闻与政务深度融合现象，2022年的文献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如研究者发现，地方性行政力量是我国新闻业转型中的关键变量之一，通过对有政务形象宣传需要的地方性行政力量的市场依附，部分新闻媒体完成了“依附性转型”，由公共性转向公关性（尹连根，王海燕，2022）。近年来的确有不少地方新闻媒体改变了生存策略：缩小在外部市场的风险投入，弱化对由用户构成的新闻市场的开拓，转而在体制内寻求更稳定的政务服务收益（王辰瑶，2022b）。甚至有些媒体的做法已经不是“新闻+政务”，而是“政务”排斥“新闻”了，相融策略的长远社会效果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数据新闻已经是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一种常规化新闻产品，并面临发展的瓶颈。一项对来自71个国家的345名数据记者的调查发现，不管在哪个国家，数据记者在工作中使用的数据都严重依赖官方来源。而数据记者们大多对官方数据不清晰、组织不良、不够系统、格式不可用、不可靠等问题感到不满（Camaj， Martin & Lanosga， 2022）。如果说对官方来源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是数据新闻目前的主要形式，那么它可能升级发展的方向是：用更科学化的方式获取和分析数据，并以更有技巧的方式讲故事。委内瑞拉一个屡获大奖的数据新闻案例“破碎的承诺：委内瑞拉社会保障的崩溃”就是在缺少官方养老金数据的情况下完成的。报道团队用众包的方式邀请不同部门和行业的工作者提供养老金数据，形成多媒体数据新闻包。分析发现2020年退休的委内瑞拉劳动者对社会保障的贡献比他们在老年时自己获得的养老金多57倍，而2020年养老金的价值仅有2000年的三百三十分之一，有力地证明了委内瑞拉养老金制度不能保证老年人的生存。为了提高数据分析的科学性，报道团队与专家密切合作。最终这个报道以数据新闻、纪录短片、新闻摄影等融合形式呈现了一个全面、深入又兼具故事性和情感性的高质量新闻作品（Linares， 2022）。另一个墨西哥的选民报道案例则是建立在定性数据的基础上。记者首先根据家庭收入、居住地位置等选择6个能代表墨西哥城市人口特征的家庭样本，每隔15天对这些家庭成员进行一次非结构性访谈，编辑团队对这些访谈材料进行初级编码，挖掘墨西哥市民在选举进程中关注的不同主题。有意思的是，两年后，这个项目还对参与的记者进行了访谈，通过实践反思探讨类似“社会研究”性报道的操作规范和价值（Álvarez-Macías， 2022）。类似案例彰显了当代新闻业如何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公共议题。新闻记者不仅需要像社会科学家那样有获取、分析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还要把调研结果表述成公众能理解、感兴趣的故事。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在重新专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为从业者筑起新的专业门槛。

　　新闻播客和短视频成为各类媒体重点投入的领域。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23%）至少有时（least sometimes）会从播客中获得新闻（Walker， 2022）。3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经常从TikTok上获取短视频新闻（Masta， 2022）。自2020年以来，TikTok作为新闻来源的使用率从22%上升到33%（Pew Research Center， 2022）。播客平台目前还比较小众，但在Spotify、谷歌和亚马逊等介入收购后，研究者认为播客可能也会和短视频一样走上大平台之路，未来那些规模较小的播客平台企业可能会越来越难以找到听众（Sullivan， 2022）。国外一些传统媒体制作的播客和视频作品，新闻性较强。有研究者考察了11家新闻机构制作的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播客节目，发现新闻播客叙事与传统的客观新闻叙事有明显不同。新闻播客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有明显的主观性，借鉴讲故事的方法，旨在能长时间吸引听众等（Nee & Santana， 2022）。新闻短视频也有去语境化、极度放大新闻点、凸出戏剧性、采用音乐和特效等与传统电视新闻差异很大的新叙述特征。这些新叙述特征最终能不能被接受为“新闻”类型，还需要继续观察。不过从目前两者的扩散势头看，它们很有可能会被改造并接纳为新的新闻类型。

　　2022年文献中关于“沉浸式新闻”的研究仍是一个焦点，但重点转向对沉浸式新闻作品的构成元素分析。元宇宙是人们迄今为止设想出来的最高程度的“沉浸”。它要求在技术上实现数字持久性、数字同步性，在场感、融合性、互操作性等（胡泳，刘纯懿，2022）。有研究提出构成沉浸式新闻的四个元素：沉浸式技术、叙述中的沉浸式特征、用户的互动可能、用户的存在感和情感投入。但在分析了189个沉浸式新闻作品后发现，目前作品中对沉浸式元素的使用其实很有限，仅有3.2%的用户会成为虚拟环境中的角色，绝大多数只是观察者，作品也很少实现互动功能（Bruin et al.， 2022）。但在诱发用户产生“在场感”方面，沉浸式技术还是可圈可点的。一项研究用实验法考察了增强现实（AR）技术对新闻使用者的效果，发现尽管与VR技术相比，移动AR的沉浸能力较弱，但仍然能诱发用户的“在场感”（being there）。尤其是如果场景呈现的是被包围的空间，比如一个房间、洞穴等，那么AR诱发在场感的效果还是较明显的（Aitamurto et al.， 2022）。一项国内的研究发现，用户更愿意把VR新闻当作信息“耐消品”，而不是“快消品”，更偏向技术性体验，对VR新闻的使用充满了游戏性的想象（李唯嘉，周泉，2022）。但绝大多数沉浸式新闻作品可能给不了用户像玩游戏一样看新闻的体验，对5家著名新闻机构制作的200篇沉浸式新闻作品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沉浸式新闻仍然强调“及时性”，采用了相对简单的360°视频技术制作。这项研究还发现，采用沉浸式技术制作新闻在选题上正在偏离西方新闻传统中“坏新闻”的选择取向，更多选择了突出好奇心等人类共同兴趣方向的题材（Wu， 2022）。看来这一领域引发的学术兴趣，仍令研究者们着迷，他们的探索超出了对沉浸式新闻实际应用价值的考量，进入到数字时代人类如何认知、感知现实世界的探究之中，这也许能帮助新闻创新者从简单的技术思维转向对技术、人文与未来新闻之关系的深度思考。

　　去年报告中提到的“剧场新闻”等形式今年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也产生了一些争议。“舞台上的新闻”（News on Stage）项目的两位创始人2022年在Journalism Practic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觉得我认识每个人”：舞台新闻如何将戏剧和新闻结合起来为现场观众服务》的论文，文章回顾并讨论了他们在2019年参与制作的两场剧场新闻在线直播。两场直播中，表演者使用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音景（soundscapes）、逐字剧场（verbatim theatre）等戏剧形式，向观众展示自己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新闻故事。两场表演的观众分别是99人和41人，表演者既包括资深记者也有新闻专业学生，带来的故事选题从游戏、自然灾害、战争罪行、太空垃圾法到儿童虐待幸存者和素食潮流等。每一个故事展示结束后，观众可以向表演者提问。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场直播中，主持人都向观众重复了节目的宗旨：“永远不要让戏剧妨碍事实。”根据论文作者，也就是活动主办者的调查，参加完剧场新闻活动的观众对记者的信任水平有所提高，大多数演员和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相信这样的活动可以大大增加人们对新闻业的信任（Adams & Cooper， 2022）。新闻+舞台表演形式也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的实践看，这还仅仅是新闻业的一种“周边”创意，普通新闻公众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新闻中混入表演性呢？比利时歌手Stromae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TF1主持人采访时，谈及自己与抑郁和自杀念头斗争的经历。访谈中，Stromae突然面对镜头演唱了自己沉寂7年后的新作《地狱》（L’enfer），此时演播室灯光与镜头也跟着变化起来。事后证明，这一采访中的突然演唱，是节目组与歌手提前策划的。这一事件引发了争议，反对者认为“它开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模糊了新闻业的边界，把事实性新闻和“信息娱乐”以及观点宣传混为一谈；但支持者认为“它打破了电视新闻的密码”，取得广受关注的传播效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一些预防自杀的专家甚至专门为此感谢了Stromae （Allsop， 2022）。

　　这些例子是新鲜的、形式是新鲜的，但它们引起的问题，仍然是恒久的——可以为了好的效果，改变新闻业曾努力建立的事实操作规范吗？好的效果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里，当人们各方面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多样，传播者能调用的符号、媒介和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多样，新闻在不断突破原有边界的情况下，是否还应在新的边界上稳定下来？在新的边界上，新闻与艺术、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故事、新闻与娱乐的关系该如何把握？

　　（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2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2023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