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架国产大型客机C919即将于12月交付。”“国产大飞机C919获签300架订单。”近来,人们期盼已久的国之重器C919好消息不断,次次都冲上热搜。
这不禁让人想起5年前的春天,C919首飞成功,举国为之欢庆。那一天,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红了眼眶……
C919首飞那天,天气条件并不好,铅灰色的云层覆盖天空。临时搭建的地面观礼台上,聚集着4000多人。hth华体会吴光辉就站在人群中,紧盯着飞机消失的方向,双手紧握着对讲机。
观礼台上开始有欢呼声传出,但吴光辉没有放松下来hth华体会。“反推,反推。”他轻声念叨着:“飞机落地以后,要把反推力装置打开。如果装置打开了,加上刹车能刹住,这个飞行就没有任何问题。”
15时19分,那架有着蓝绿色涂装、尾翼标着“C919”字样的庞然大物,擦着地面平稳着陆,完成了一次堪称完美的首飞。吴光辉悬着的心,总算落地。
为什么叫C919?吴光辉说过:“C是China的首字母,也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后文简称中国商飞)COMAC的首字母,同时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我们立志要跻身国际大型客机市场,要与Airbus(空中客车公司)和Boeing(波音公司)一道在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中形成ABC并立的格局。”后面的第一个“9”寓意天长地久,“19”则代表最大载客量为190座。
随着C919首飞成功,吴光辉的名字逐渐为公众熟知。其实在此之前,他担任过多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包括ARJ21——它的中文名叫“翔凤”,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的探路者。
新华社记者在《一个国家的起飞:中国商用飞机的生死突围》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只要吴光辉出现在ARJ21的总装现场,任何问题都可以报给他。
吴光辉经常一言不发地听完工程师的意见,然后现场点将,把相关设计人员一个个叫过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就连一名普通的装配工人都知道,hth华体会吴光辉从来都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有情况找他,“是最快速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2008年5月11日,为了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中国商飞成立。吴光辉被任命为C919总设计师,面对的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有一次,C919在滑行试验结束后出现一些问题。当晚,吴光辉和机务保障人员一起排障。机库四面透风,冻得人直打哆嗦。大家劝吴光辉先回去休息,他不管,披着军大衣蹲守在飞机旁。
凌晨3点,看到问题解决,吴光辉回去打了个盹。早上7点,他又出现在试飞中心的监控大厅里。
C919是一个全新的机型,除了大量的核心技术攻关外,还要进行飞机总体的顶层设计,要“无中生有”地设计出一架飞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商飞始终面临技术、经济、进度的三维决断。
“现在回过头看看,哦,很简单,C919就是那个样子。但在最初阶段,没有人知道。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探索。”吴光辉说。
1978年元宵节,吴光辉收到了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的录取通知书。他从小喜好钻研电子设备,能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本想读电子类的专业。不过,在看到学校有飞机设计专业后,他改变了主意。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南航退休教授魏志毅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吴光辉这批年轻人入学后,学校马上有了新的气象,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图书馆和教室的灯每天晚上都亮着”。
“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但我们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让祖国的航空事业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魏志毅说。
吴光辉的毕业设计,就是在魏志毅和其同事钱智声的指导下完成的。当时,学生们要借用其他单位的TQ16计算机进行数据运算,最常去的宏光空降装备厂距学校大约7公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这已是一段相当遥远的路程hth华体会。晚上去厂里时没有公交车可坐,吴光辉就和大家一起步行过去,计算完毕再披星戴月地走回学校。
魏志毅说,毕业设计任务繁重,困难不少,但吴光辉总是“笑眯眯地迎接工作”。“他做事时有说有笑,使大家都轻松下来。”
“他为人随和,在集体活动中协调力强。77级学生的年龄跨度很大,他本来是年龄比较小的,但同学有事都喜欢找他出面。他爱好摄影,每年系里组织登山活动和运动会,摄影都由他包了。有时候教室里的电灯坏了,他也帮忙修理。”时任南航飞机系团总支书记、1977级指导员王中银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毕业后,吴光辉被分配到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的航空工业部603所,成为一名技术员。
那时候,hth华体会从阎良到西安市区,坐车要三个多小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外出,最多就是过年回家乡看望父母。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春节的探亲假,我没有休过年假。说实话,当时也没有什么钱。每年工资能存几十元钱,春节回去看望一下父母,一年攒下的钱基本上就没了。”吴光辉说。
与物质上的贫乏相对的,是精神上的富足。吴光辉曾笑言,工作以后,看到一些图纸上面标注着“秘密”甚至“绝密”,顿时意识到工作的重要性。这种职业荣誉感,一般人很难体会。
上世纪80年代,整个航空工业发展并不景气。身边的同事或是被调走,或是下海创业,年轻的吴光辉渐渐成了设计小组的主力。在“飞豹”飞机的研制过程中,他测算出飞机的15种典型状态,描绘出飞机重心的变化曲线,还能自己画各种图。
凭借着耐力与坚韧,吴光辉慢慢挑起了飞机设计的大梁。每隔几年见面,魏志毅都觉得吴光辉又稳重不少,“越来越有总设计师的风范”。
“领导这样一个团队把大飞机做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大飞机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但他起到了关键作用。C919的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掌握了大飞机的核心技术,还培养了人才团队,提高了重大项目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这不简单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外国能够做的事,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而且一定做得更好!”魏志毅动情地说。
从2014年开始,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吴光辉会赶往湖北襄阳,到蔚蓝航校参加飞行员驾照培训。
飞行员驾照培训有俗称的“私照”和“商照”之分,类似于车辆中的C驾照和A驾照。吴光辉的目标,便是拿到“商照”。
驾驶舱的布局、设备的安放、程序的操作,甚至是屏幕显示的内容……每个飞行员的要求不尽相同,作为总设计师,怎么判断其合理性?“这个迫使我要去学。”
教员赵川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有一年冬天,他陪吴光辉驾驶DA42机型训练。到了空中,飞机出现空调开关接触不良、暖风打不开的突发状况——此时,两人正飞行在大约2000米的高空,座舱温度低至零下17摄氏度。
“我跟他说了好几次,要不我们先回去,把开关修好了再回来接着飞。他就说再飞一会儿,再飞一会儿。”赵川笑道,这“一会儿”就飞了两个多小时。
赵川说,通常学员上了飞机,关注的是驾驶体验,但吴光辉不同,他特别关注各种机型的性能和优点。训练闲暇时,两人会天南海北地聊天,结果,不管聊到哪里,“话题一定会回到飞机上来”。
在航校,能一次性通过所有考试拿到“商照”的学员比例不高,吴光辉正是其中之一——由于只能在节假日断断续续地学习,整个考证过程花费了吴光辉两年时间。
赵川记得,拿到“商照”那天,一向稳重的吴光辉流露出纯粹、天真的快乐。“他考完试从飞机上下来,笑得双眼眯成了缝,开心得像一位小朋友。”
按照吴光辉自己的说法,这段学习经历对他设计飞机助益颇多。更重要的是,凭借飞行经验,他为C919省下了真金白银的研发经费hth华体会。
“第一次听他讲到研制C919‘省出了几亿元’,我一惊。”回想起2019年采访吴光辉的经历,曾在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工作十余年的民航作家詹东新对这一幕印象深刻。
吴光辉告诉他,按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的惯例,C919最初设计了5套地面导航台信号接收器。这一设计方案到了案前,被吴光辉压了下来。他在实际飞行中发现,现在的飞机主要依靠卫星导航,已较少使用地面导航台。
吴光辉和团队成员反复磋商、论证,觉得保留3套已经足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包括试飞机长。为此,吴光辉反复做工作,终于使大家达成一致。
撤下2套设备,首先就省下千万美元的初装更改费,其次是省下每套2万美元的设备费——这样的精打细算,最终将转化为C919的市场竞争力。
今年5月,中国东航的一份定增预案让外界知道了C919的“进价”。方案显示,本次东航C919飞机交付的目录价格为9900万美元,而空客A320、波音B737的平均目录价格通常为1亿美元以上。
近两年,事务缠身的吴光辉较少在媒体上露面。但每到全国两会等重大活动期间,他一定会抽出时间介绍C919的进展,不厌其烦地回应外界对C919的关注,并就我国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从1982年毕业算起,今年正好是吴光辉参加工作的第四十个年头。“我觉得搞我们这一行的,都有一种航空情怀,一个航空报国的梦想。”吴光辉说,“40年间,我有幸从一名技术人员干起,从事过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设计工作,先后担任过4个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亲身见证和参与了祖国航空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深刻变革。”他坦言,未来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关需要征服,希望让更多的国产飞机安全飞上蓝天。